今天提出“文化自信”，其意不在于纠缠文化史本身，而在于正确引领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最后完成
关于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的关系，首先要确认的事实是，由于民族复兴这一历史诉求在近代的出现，中国的文化自信经历了内部的蜕变，原有的结构被打破，原先非主流的因素得以突出，形成带有时代特征的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绵延几千年，形成了深厚文化传统，体现了中国人世代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延续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可以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形成了我国的“独特优势”。但是，习近平总书记同时提醒人们，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经历了剧烈变革的阵痛”。这就是说，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自信并非简单地立足于固有传统，而是在变革的基础上的自信。
直到18世纪，中华文化的确因其古老、完备而为世界羡慕，一度还出现了“中学西渐”的局面。但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随之涌入，中华古老文化的过时性暴露出来。伴随着刻骨铭心的惨痛历史，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反思和怀疑传统文化的当下价值，如严复所言，“中国自甲午一创于东邻，庚子再困于八国，海内憬然，始知旧学之必不足恃。”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却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习近平总书记在重新肯定儒家传统思想之积极意义时，也指出，“近代中国由盛到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封建统治者夜郎自大、因循守旧，畏惧变革、抱残守缺，跟不上世界发展潮流。”
“封建统治者”因循守旧，畏惧变革，并不代表全部中国文化精神，中国人也并非完全不能认识到文化创新之重要。《周易》中早就有“与时偕行”的思想，儒家思想中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说，法家代表人物商鞅也提出过圣人“不法其故”、“不循其礼”，“三代不同礼”的思想，这才有了后来的“旧邦新命”的命题，即发生蜕变以后的中国文化自信。
经历170多年的历史探寻，今天的中国已经能够证明近代以来文化变革运动的选择是符合历史之必然要求的，不能无视这个基本的文化史进程来谈文化自信。
20世纪至今，与民族复兴同步，中国传统文化事实上处在变革之中，也就有了现代化的，即邓小平所说的“跟上时代”的伟大成果。应该说，今天提出“文化自信”，其意不在于纠缠文化史本身，而在于正确引领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最后完成。
一个重要的文化事实是，在承认并主张文化变革的过程中，一开始就存在着违背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即只讲变而不讲不变，主张完全放弃中国文化，全面接受西方文化，用西方的观念及制度来改造中国。
这类主张已经被20世纪的历史否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成功，在文化模式上就是既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改造，又对“全盘西化”予以拒绝：一方面，革命拒绝了西方资产阶级把中国变成殖民主义附庸的愿望;另一方面，革命还成功拒绝了教条主义“西化”愿望，坚持用中国的思维方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美籍学者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 中就从这个角度确认：“二战期间，中共提出了一个公式：改造西方文化以适应中国的形式，即以‘民族的形式’在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引进社会主义的文化，以适应中国的模式，保留其精髓。”
历史的一页已经翻过，但历史上发生过的问题还会发生，改革开放以来西化思维定势的泛滥就是如此。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要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就在于对“全盘西化”思维模式的警惕。习近平总书记20**年考察时，针对把中国古代经典的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加入西方东西的现象，指出“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
这里虽然说的只是课本中的古诗词问题，但习近平总书记用了“‘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这一重要判断，表明他敏锐地感觉到，在当下所谓“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现实地存在着一种文化危险———“唯洋是从”即唯西方文化是瞻，以“去中国化”为荣的危险。
去掉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标识，后果就是《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西方资产阶级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西化之推行，民族文化之被摧毁，是民族的悲剧，因为那是被西方资产阶级强加于上的，结果是使自己这个民族更加适合于接受西方的奴役和剥削。习近平总书记曾尖锐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
为了从思想上彻底破除西化思维的统治，习近平总书记从方法论上指出，“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这一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坚持与运用，其意义即如毛泽东当年对五四运动的辩证分析：反对把传统文化中的一切都无条件地去掉，必须和应该保留传统文化中的好的、有生命力的东西，甚至如国家治理体系与机制的中国元素，唯保持变与不变的平衡，国家与民族才能健康前行。
在中国历史发展———特别是近代以来的每一重要关头，依靠不断自省而演化的文化自信与自觉精神，中国人才把握住了中国道路的正确方向，使民族复兴中国梦的目标日益接近。
道德、理想信念、思想、价值观等都是文化层面的范畴。党风廉建设离不开文化的“人文化成”来保障
我们最近开展了一项面向党员的8000份问卷调查，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应当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这一开放性问题的回答中，许多同志选择了“理想信念缺失”，建议要“进一步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尤其是“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毫无疑问，道德、理想信念、思想、价值观等都是文化层面的范畴。党风廉建设离不开文化的“人文化成”来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论述文化自信时，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和宽广眼界，将文化的纵轴上下延伸，既体现出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又反映出文化的创新发展、与时俱进，从而使文化自信顺理成章、不言自明，也为我们正在开展的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文化根脉，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西周是一个礼治的社会;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已经成型;到了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成为官方哲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传统的礼仪道德规范不断进行修正、完善，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中华传统文化中，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价值追求，崇德重礼、实事求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吾日三省吾身”的道德境界，通过诗书礼乐、谱牒家规、乡规民约发挥出教化作用，对党风廉政建设都具有现实借鉴意义。比如，作为古代家训排序之首的琅琊王氏家训:“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让。此五者，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知行合一，强调理想信念是共产党员的“心学”。而言行可覆，就是知行合一，作为琅琊王氏后裔的王阳明自然吸取了其中精华。我们党的三大作风首要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知行合一、言行可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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