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统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治理类型和特征，有助于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发挥制度因素的优越性
在国家治理体系的诸多要素中，制度发挥着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的作用，国家治理的一切工作都需依照制度展开。国家治理体系首先要靠制度建设，来提高国家治理的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但是，国家治理并不局限于单向度的自上而下的一系列制度、规定、条例，更是一系列制度之间运行机制的有效衔接。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将治理手段看作是“个人和机构管理共同事务的诸多方法的总和”，“既包括正式机构和制度，又包括运行的非正式安排”。也就是说，使用治理手段完成对国家的治理，可以“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可以维持行动的持续性”。《决定》恰恰从这个角度说明了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即我国国家治理的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
国家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建构的内核，是形成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国家治理体系的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作为经过检验的、科学的制度体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了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发挥，对国家治理体系和结构进行不断的探索，展示了不同的特征。
国家治理体系四大优势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一套符合国情的制度体系，最大程度地激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潜力。其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党政主导型治理。党和国家职能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治国理政的重要保障。“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居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地位”。20**年3月1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顶层设计者、统筹推进者、法治引领者。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党政一体体制，到改革开放时期党政分开的改革，再到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不同时期都居于核心地位。
二是系统集成型治理。中国地大物博，自古以来就形成“大一统”的格局，这意味着，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治理中国不应忽视国家体系内部存在的诸多相互关联要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也参照借鉴这一国情和历史规律进行治理。
三是内生型治理。内生型治理模式是在对中国国情、历史、文化传统全面考量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不是盲目照抄别国经验。我国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的顺利运行，既有效避免了一党执政缺乏监督，又避免了多党轮流执政的弊端。在“为了谁”和“依靠谁”问题上，中国的国家治理既有“为了人民”的价值指向，又有依靠“人民团体”的深厚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内生型治理还体现在：在国家编制管理中，对干部人事的考核坚持“两个维护”和“四个意识”的标准；注重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中的“道德”在国家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提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选拔标准。
四是效能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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