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思想文化体系构建过程中，中国儒家思想与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文化与思想》一书阐述了中国文化对日本律令制订的影响。
对中国文化的接受
在福冈县志贺岛发现的金印、在《魏志》上留有记载的卑弥呼，这些都表明了当时日本的当权者积极向大陆派遣使者，通过与大陆强国保持联系来维持对国内各势力的权威。长期以来，从中国和朝鲜半岛传入了数量众多的文物和先进技术，而其中意义最为重大的无疑是文字的传入了。现今失传的《魏略》是早于《魏志》的史书，在《魏志》的注释里有从中引用的一段文字，其中有一节关于倭人的记述如下：“其俗、不知正岁四节，但计春耕秋收为年纪。”大意是说，当时的日本人还不知年的计算方法以及四季的区分，仅仅通过春耕秋收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中国经三国时期、晋朝而进入南北朝时期，日本的王亦开始向南朝诸国派遣使节，《宋书·夷蛮传》中附录了记载倭武王征服诸国、统一国家业绩的《倭王武上表》。在倭国国王的对外交往中文字被正常地使用，埼玉县稻荷山古坟中出土的铁剑上镌刻着前后八代倭王的系谱，由此可了解到,中国文化的接受和汉字的使用远在佛教传入的几个世纪之前便开始了，而佛教在日本的接受和普及也正是以良好的汉字汉文知识为背景才成为可能。由于文字的传播和普及，高度先进的知识和技术得以传入。稻荷山古坟发现的铁剑上刻着“辛亥”纪年，如将此辛亥年确定为公元471年，那么日本在公元5世纪后期便拥有了与中国相同的纪年方法。《日本书纪》中记载了钦明天皇十四年，百济的历法博士来日，推古天皇十年(602)，百济僧人观勒传入历书。这样，在公元7世纪前期，有关天文地理的知识便传入日本，在年月日历法计算方面，日本终于进入了“中华圈”。中国传来的历法中将太阳年分为春夏秋冬四季，春天分为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夏天分为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秋天分为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冬天分为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将一年分为二十四节气，每节气分为十五日，如此井然合理的自然观在日本民间被广为接受。此外，另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干，与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支组合，形成甲子、乙丑等六十个组合，按其顺序来定年、月、日，稻荷山铁剑便是此例。
日本汉字与汉文的学习
在与中国、朝鲜的国际交往中传入日本的汉字，是在中国形成并成熟的表意文字。日本人学习汉字的读法和写法，掌握每个汉字的意思。当时的渡来人能够直接阅读汉语文章，但是生活在与汉语不同的语言环境中的日本人，开始根据每个汉字的意思来标记日语的符号，并且还将汉字作为表音文字来标记固有名词。这样，汉字便兼具了汉语的发音——“音”，和表达意思的“训”，如此一来，日本人便可以用“训”来阅读汉语文章，“训读”方式得以快速发展。将构成汉语文章的一个一个文字，尽可能地用“训”来读，同时配合日语的语序，便能够快速用日语进行汉语文章阅读，后世，这种被称为汉文训读的特殊的外语解读方式逐渐得以成熟和完善。对于汉语文章中的文字，该文字是用“音”来读还是用“训”来读，与之相应的记号标识，以及汉字转读为日语时必要的指示助词和活用词尾的符号，这些都被制定出来并规定了详细的使用规则。在汉语文章中加入的关于读法的提示以及各种各样的记号，一般都用朱笔标记并且统一称之为“训点”。学习中国典籍的日本人，在跟随老师学习“训点”后便能够解读中国文章了。另外，“训点”方式后来也产生了博士家训点、东大寺训点、兴福寺训点等诸多流派。“训点”在佛教经论的解读方面也被广泛使用，此后，随着片假名的普及和送假名的使用而得以逐渐简化，进入近世以来，返点、送假名等应用的成熟促成了汉文阅读方式的最终定型。伴随着汉文训读方式的产生，用日语思考、用汉文记述变得简单，此外，使用汉字作为表音文字进行表记、与使用表意文字的训读组合，再加上日文的书写，使得自古以来流传民间的歌谣和日文歌曲得以用文字记录下来。汇集了四千五百多首歌的《万叶集》、记载了日本神话和皇室传承的《古事记》以及记录了地方风土和传承的《风土记》都先后被编纂问世。汉字灵活多样的使用方法，赋予七八世纪的日本文化以极大的活力，在此期间完成的《万叶集》《古事记》《风土记》等书籍，构成了此后于十世纪全面展开的日本古典文化的重要基础。
日本律令的制定
六七世纪日本的当权者们通过学习隋、唐的制度，实现了社会的快速发展，构筑了统一的国家，其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是对中国律令制度的摄取。现在所知最古老的律法是1975年在中国XXX省云梦县睡虎地的秦代墓中发现的千片竹简中所载的秦律，其中也引用了比秦更先进的魏国的律法，据此可推测，在战国时代的中国，法律的制定曾经达到了非常先进的水平。汉代以后，在儒教的影响下，律法中的令逐渐受到重视。规定犯罪及相应处罚的律，规定官僚机构等国家制度的令，以此二者为主体的律法体系在西晋时期得到整合。隋、唐的统一国家继承了此前的律法制度，律令在唐朝前期便达到了完备成熟。高祖的武德令，太宗的贞观令，高宗的永徽令、麟德令、仪凤令，武则天的垂拱令，中宗的神龙令，睿宗的太极令等，历代皇帝都会适度改定律令，玄宗在开元年间曾经三次改定并实行开元令。在日本，从七世纪后期到八世纪中期开始推动律令的编纂和实行。最初的是天智天皇的近江令，此外还可以举出天武天皇的净御原令，当然围绕此二令的制定和实行还有些许疑义。律与令得到完备的是文武天皇的大宝律令和其后元正天皇的养老律令。日本的律令虽然是以唐的律令为范本编纂而成，但并非唐律令的翻版，其中一些部分强调了当时天皇超脱的个性及重视天皇的宗教性禁忌等。新罗、渤海等国家当时全面接受了唐的制度而并未进行本国律令的编纂，与此不同，日本虽模仿唐制但却独立制定了本国律令并积极推行。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律令的依据是国家社会的基本性规范——礼，其根本是作为礼的补充来进行制定完成的。与此相比，在当时对于礼尚未完全自觉的日本，模仿学习中国的律令无疑还是存在较多困难的。例如，有关婚姻的法律条文，中国与日本的家族制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模仿中国律令制定的条文与日本的实际情况有很大脱节，最终成为纸上空谈。在经过四次编纂的律令当中，近江令、飞鸟净御原令没有传下来，由于养老律令的推行，大宝律令在天平时代初期散佚，但是在平安时代完成的养老令的注释书《令集解》中引用的“古记”等内容，大宝律令的许多条文得以复原，一般认为，大宝、养老两律令之间并无根本性的差异。
日本大学的制度
构成律令之根本的是儒家和法家的思想，特别重视能明辨是非的官吏对愚民的指导和教化。因此，在律令制度的运营机制中，官吏们被要求学习诸多经典、深化知识结构、修炼个人品德，如此，具有卓越的文笔才华便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在世界上的古代中世国家中，文笔技能的供求多与宗教组织相关，寺院、修道院的神职人员随侍帝王左右、起草诏书，制定各种法律作为审判的标准，书写年代记使权力行使正当化，制定行政事务的规范。但是，中国早早地便将文笔技能世俗化，在宗教组织范围之外培养民众的文笔能力。在诸多方面模仿中国并将其制度化的日本，把汉字知识作为外来文化的核心，因此，祭祀神祇的固有宗教与文笔之间并无关联，文笔才华与能力由国家机构实现了自给。集中于大寺院中的佛教僧侣们虽然具有高超的文笔技能，但与国家的文笔事物之间是泾渭分明、毫无关联的。律令国家的机构当中，与外来知识学问相关的部门有：设置于中务省下的阴阳寮、式部省下的大学寮以及归属于治部省的玄蕃寮。阴阳寮主管天文历法和阴阳道的技术、利用高深的专业知识进行占卜。治部省的玄蕃寮主要保管僧尼名册、履行监督寺院一应事务的职责。大学寮主要负责购读中国典籍、培养具备儒教思想的律令官吏。大学寮依据大宝令以教授儒教经典的明经为本科，设置博士一人、助博士二人负责教学传授，学生四百人。学生们首先需要学习汉字发音和书写方法以及简单的算术。在修习完基础科目后，进入本科学习明经科目。明经课程中首先学习《孝经》《论语》，然后在《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等七部儒教经典中选取一部修习至精通。除此之外，还有学习其他专业性知识的学生，例如为了培养具有专业律法知识的官吏还开设了“明法”科目。进入平安时代后，大学寮的明经由于抽象性的理论论争较多逐渐为上层贵族所疏远，而培养律法专家的明经也同样缺乏学术魅力;以中国史书《史记》《汉书》《后汉书》的讲读为中心来获得有关中国广博知识的“记传道”以及学习宫廷贵族文学修养基础的《文选》《白氏文集》等诗文的“文章道”引起了学生们的普遍关注和兴趣。
日本汉文学的兴盛
在学习过中国古典文化的贵族们中间，通过汉字创作汉诗、书写汉文成为当时的时尚。完成于公元751年的日本最古老的汉诗集《怀风藻》收录了宫廷活动中64人所创作的共120首汉诗，与收录了日本诗歌的《万叶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表明了奈良时代的文化重心集中体现在汉诗文和佛教等外来文化层面。在平安时代初期的嵯峨天皇时代，汉风文化达到顶点。公元814年(弘仁五年)成书的《凌云集》是日本最早的敕撰汉诗集，共收录24位作者的91首汉诗，其后同样奉嵯峨天皇敕令编纂的《文华秀丽集》完成于公元818年，收录28人的共148首汉诗，此后更有完成于公元827年(天长四年)的淳和天皇敕撰汉诗集《经国集》，共收录178人的917首汉诗。可以说，这一系列敕撰汉诗集是在奈良时代达到顶点的中国文化摄取在九世纪初开花结果的具体体现。体现这一动向的还有高僧空海(774—835)。年轻时，空海便写就了《三教指归》，通过文学方式表现了个人的思想阅历和认知。其后他于公元804年入唐，在唐期间努力修习诗文，归国后更是创作了大量的汉诗文。空海的诗文集《遍照发挥性灵集》为后世所熟知，另外他还著有《文镜秘府论》阐述其独特的文学论，编纂日本最古老汉字字典《篆隶万象名义》，对日本文化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另外，模仿中国的传统编纂而成的日本正史，在《日本书纪》之后还有《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等史书，支撑此类编纂工程的正是盛行于平安时代的“记传道”学问。与“记传道”同期并吸引贵族阶层关注的是“文章道”，代表这一潮流的人物是菅原道真(845—903)，作为学者而闻名后世的菅原道真也曾作为政治家活跃于朝廷政坛，后因藤原氏的打压而失势;从其被收录于《菅家文草》《菅家后集》中的作品可以看出其诗文已经摆脱对中国诗文的单纯模仿而打开了日本风格汉诗文的世界。菅原道真在国史编纂方面也发挥了自己卓越的才华，他将六国史的记述进行条目分类并重新编成《类聚国史》，作为支撑日本贵族文化的重要基础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因为中国的文明和帝国以不间断的连续性持续到近代，所以，它们控制了东亚，而西方却没有一个国家能控制西方。因而，在东亚，没有发展起在西方自罗马帝国崩溃后所盛行的那种政治和文化的多样性。只有遥远的北部和西部的大草原和大沙漠是个例外——在这里，由于气候条件的限制，农业是不可能的，因此，游牧民发展起一种独特的、非中国式的、畜牧的生活方式。
对比之下，在邻近的越南、朝鲜和日本，却不存在气候方面的障碍，因此，农业得以发展，中国文明得到传播。在这三个国家中，日本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最不受中国巨人的支配，因此，在东亚历史和世界历史上，起到了相应的更为重要的作用。
日本历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地理位置的影响，这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不列颠群岛极为相似。然而，日本诸岛比不列颠群岛更与世隔绝：它们离大陆115英里，而英吉利海峡只有五英里宽。日本人在被美国人打败之前，仅于13世纪受到蒙古帝国侵略的严重威胁。
因此，可以说日本人离大陆非常近，足以从伟大的中国文明中得到益处;但又可以说非常远，可以随意选择和拒绝。事实上，日本人对从国外引进的东西都异常敏感和警惕。尽管日本人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善借用的民族，但由于所处的与世隔绝的位置，他们较之其他任何人数和发展水平与其大致相等的民族，独立地发展起一个更大部分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
一、中华文明对日本的巨大影响
日本人基本上属于从东北亚迁移来的蒙古种人的一支。早期的日本由许多氏族组成，每个氏族由世袭的祭司族长统治。将近公元1世纪末时，邪马台氏族征服其它氏族，建立了一个松弛的政治和宗教的霸权。其首领是天皇，其氏族之神成为全民族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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