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绿绿：我想在诗里建造一个世界
谢谢西渡、格非老师这个工作坊，我从来没有过和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就一个人的文本谈半天，之前我和诗人们聚会时偶尔也谈论诗，但不会就文本细读，一般就是谈整体观感。我简单说一点自己的想法吧，因为我只会写诗，不懂做批评，学理素养不够。
很多人谈到我的诗的时候，他们经常喜欢用巫性这样的词，以前胡续冬在一篇写我的短文里说，他觉得这种词抹杀了我的努力。臧棣老师来工作坊讨论的那天，他也再次用了巫性这个词，我立刻就反驳了他。西渡老师说我是在造一个梦，但是我想我不是在造梦，我在诗里所做的工作是，我想在诗里建造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独立的又和我们紧密相连，这里的一草一木，所有的事情、人物、动物、植物、语词秩序都是由我去构想、添加，每一样东西都是由我来塑造。
我的这个世界有些变形，从我生活的世界里通过一面折镜反射，我塑造的东西可能都与日常有些区别。前两天胡桑批评我，说我的诗可能与日常的现实有些距离，以前别人这么说的时候，我第一个应激回应是这个现实肯定不局限于社会现实，人的心灵也有现实。但我想，我的诗不光有心灵的现实，也有对社会，以及日常所接触的最常规意义上现实的描写，但是因为通过一面折镜之后产生了一些变化。
如果谈具体一点，在写作方法、技艺上的训练的话，只说一下我对词句的想法，在诗中我不希望任何一个词和句子是浮凸这首诗表面的，我希望所有词和句子都不明显，我也尝试过添加一些警句、金句这样的，确实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很多读者会把这样的诗句提出来。但是我后来认为我这样做是非常无聊的行为，我现在反对我曾经的这种做法。一首诗就是一首诗，而不是用其他东西引领读者读完它。可能我的这个想法表述得有问题，没有斟酌。
我希望整首诗是由想象力自然散开的，词与句子是顺着想象力的枝叶自然衍生的，不需要其他装饰。在词语选择上，也希望所有词语在我的写作中焕发出新的一种感受。就像那天我和海鹏聊天的时候，我们说到我们两个虽然写作方式不同，但是都有一个想法，希望词语可以在我们的诗中延伸出一点意义来，或者说尽可能让词语不局限于它本身固有的位置。所以我在写作的时候，有时候也尝试使用一些已经被现在使用得非常烂俗的词，用词语来检验我这首诗有没有往我所想要的写作结果上靠拢。
方李靖：通过“工作”进入世界
我现在还谈不好诗观问题，我就谈谈我是怎么做的吧。我写过一首名为《黄色起重机》的诗，因为这个题材可能比较符合大家对我所学专业的想象，这使我在一开始就收获了来自我周围的朋友们“很有意思”的反馈（虽然这也是一个让我自己产生很大疑惑的反馈）。在工作坊的这几天里，我听了大家的讨论，我感觉专业的诗评家在讨论诗歌作品的时候会采用一些术语，比如说使用像“意识装置”这样的语言方法，把自己的观念表达出来。如果我也采用这种方法，“意识装置”这类词汇对我来说就置换成了“工作平面”，就是说，基于“专业背景”的特殊知识和经验构成了我的“工作平面”，我好像是从这里开始出发，意外地找到了一个可以进入世界的路径，可以展开一项针对我周围环境和场景的基本描绘工作。简单来说，因为这种基于专业背景的“工作”在塑造我的认知与生活，那么我可以尝试去书写这一基于某种特定知识类型的诗歌。这可能构成了我的某一种诗歌观念（但或许应该是一种诗歌方法），即“诗歌是一种转化后的特定经验或知识类型”。我希望站在我的起点乃至平面上，提供一种能够通过“工作”这种路径进入世界的诗歌。
除了上述这种类型，我也写过其他类型的诗。刚才杜绿绿谈到了她自己的诗里使用“命运共同体”一词的具体过程，那么我在自己的诗里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更关心的是如何通过这个词去构造一种具有整体性的目光和视域。这几天的细读和讨论带给我很大的启发和收获，我意识到我在上面所谈到的那种“基于某种特定知识类型的诗歌”写作还远远不够。类似“命运共同体”的这类词语，我想把它们作为一种“语言方法”，构造一种在专业领域或是工作领域之上的更为整全的“视觉装置”，后续的诗歌写作中，我想要发展的就是这样一种构造能力，我认为我的写作多多少少都在做类似这样的工作。因为在实践这个层面上，我不可能在社会中经历各种各样的具体生活。我只能在限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展开活动，以某个特定的身份参与当代社会生活。我肯定首先是一个对诗歌感兴趣的读者，通过阅读那些我喜欢或困惑的作品去认识和了解多样和丰富的人类生活。同样地，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努力写出能够带来某种感受和经验的诗歌。以上就是我对于当代汉语新诗的一些想法。
黎衡：发明词语就是发明未来
刚才方李靖比较紧张，她忘了介绍自己是学土木工程的。这次参加工作坊的其他诗人大部分是文史哲背景，李靖的专业背景显得很特殊。因为她学的土木工程和建筑有关，所以我就从建筑切入来谈一谈。
插句题外话，本来我对这种诗歌交流的有效性挺怀疑的，但是通过这次工作坊感到收获很大，所以还是先感谢一下格非老师、西渡老师，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虽然我怀疑交流的有效性，特别是杜绿绿刚才说谈诗观确实不好谈，如果在杂志上让我写一個诗观，那会是很抵触的，好像把自己简单化，被动地做一种自我分析。但是在现场对话中谈诗观，可以即兴的来。比如去年有一次诗歌沙龙，要交代自己的诗观，我看到桌上摆了一个盆景，就拿盆景来打比方。今天上午我去参观了一处特殊的建筑景观，它留下了许多建筑的名字，还竖起牌子指给人看，但是却没有建筑的实体。这个地方就是鼎鼎大名的圆明园，我第一次去。胡续冬推荐我走西边的一个小门，进去之后那一大片地方根本没有游客，只有一些民工、渔夫。看地图的话，圆明园西部景区有很多的景点，走到那个景点也立了一个牌子，但是现在只剩下一片野草荒地，建筑全无踪迹，连残骸瓦砾都不剩，只有一个空空的名字。
看下来，我觉得圆明园这个东西不就是清帝国从康熙到道光历代皇帝写的一首长诗吗，或者是他们想写的一首长诗。因为他们在进行命名行为，留下了一些有意思的名词。比如有一个庙，现在去看已经没有庙了，是一片空地，但是立了一块牌子，叫“汇万总春之庙”，是祭祀花神的。一方面在语言上要进行命名，具有结构性的命名行为，另一方面在物理空间上要进行创造，完全从无到有的搞出一些人工湖、假山，甚至把对于世界的想象缩微地实现出来，除了有汇万总春之庙之外，在名曰禹贡九州的园林里面有很多小园子，叫做上下天光、茹古涵今、九州清晏、慈云普护等等。
我们经常觉得建筑是更能抗衡时间的艺术，是永恒的艺术，诗人骄傲的时候也会说语言是抗衡时间的，但是当语言的命名行为和建筑的创作行为在一个废墟中留下一堆词语的时候，我看到的是词留了下来，但是物成为了一片空无，或者能指留了下来，但是所指成为了无限的延宕。这样一首长诗成了观念的装置，成了既有空间的又有词语的装置，让我觉得在里面走也可以对诗产生一种新的想法。
我们总是习惯从鸦片战争或者五四运动开始考察中国现代性的起源，但是西学东渐实际上始于晚明。圆明园的遗址提示我们，在它这首“长诗”里，现代性已经进入到中国的皇家园林，它是一个涵纳着东西方文化张力的、变形建筑的实验场。现在这个实验成为一片废墟。其实大型建筑被毁的经验在中国有很多，阿房宫、大明宫都没了，只是圆明园是石头建筑，不是传统的木头建筑，所以留下来成为一个标本，给了我进入它的通道。
我以前看马雁有一句诗，意思是发明词语就是发明未来。我想清帝国的皇帝们，他们在建这么一个具有世界想象力的园林的时候确实是在发明未来，同时他的命名行为也在发明未来，但是现在的未来是他不可掌握的，反而我们一般认为能抗衡时间的建筑成了空无，只有词语变成了具有象征性的标本留在这儿。
再做一些补充，我对诗的理解还是把它看成是一种语言的容器。清华做这个青年作家工作坊提法很好，我也很期待不同的语言工作者，不同艺术媒介的使用者，诗人、小说家、剧作家、艺术家，当他们具有综合视野时，能进行互相激发的对话。当我们以一种非常专业化的思维来谈论诗歌的理解框架之下，往往把诗特殊化了，其实我更看重的是文学的创造性和语言品质、结构品质，以及文学所蕴涵的真理和人性视野。在这个意义上，我并不会把诗和小说看成泾渭分明的文类。更有效的区分是，杰出的文学和差劲的文学。诗在这个意义上没有特权。
当这个容器变形的时候也许会变成一种非诗的诗，或者非小说的小说，都有可能。今天的对谈还有个题目是“变革中的当代诗歌”。我想，变革的一个契机，在于对过分专业化的当代诗作一种“去本质化”的思考。
曹僧：命名·开放性·写作能力
正好说到我想说的话题，刚才提到命名的问题，我突然想起年初的时候和一些朋友喝酒聊天，我们谈到了一些事情，就想起来，大概十年前，当时网络上有一个类似“年度网络流行语”的总结，其中最热门的就有一句“围观改变中国”。我觉得很有意思，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那个时候所谓的“围观”不单单是无力地隔着玻璃看，而是有介入的行动力在，有对他者关照的伦理实践，人们也对网络舆论充满乐观的想法和预期。但是过了十年来看，好像慢慢地我们感到“围观”已经变成了某种更景观层面上的含义。
我提这个例子也是想顺便谈到我自己写作的一些想法。当代经验现在变得越来越复杂，这既有经验对象的，也有经验方式的。比如从媒介上讲，“电子游戏”已经超越“电影”等综合艺术，成为颇有点集大成的“经验世界”。它已经可以把文学的、音乐的、视觉的还有各种牵涉到感官的东西综合在一起，往后的发展使个体的经验充满了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比如，鉴于“游戏”逼真的场景和高度的自由，我们就很难将所谓的“真实”和“虚构”严格区分开。那么“游戏”的经验，是不是同样深入人性呢？这都值得考虑。
至于说我自己的诗观，我觉得说起来比较简单。时代的变动带给我的冲击是非常剧烈的，而我主要的想法，就是希望自己不会变成一个落后者，我想尽量去追赶它。诗歌写作对于个人理应是终其一生待完成的整体工程。从这个层面讲，更应该做的是保证自己的开放性，而这个开放性的基础乃是诗歌写作能力。所以我希望始终保持一种矛盾的状态，在写作有某种偏向的同时，又有意去尝试写一些另一极端的东西，以此让自己有可以处理各种可能经验的能力。这种方式让我目前也碰到一些的问题，比如自己的声音，或者说诗歌中的主体存在难以辨识的嫌疑，但我相信时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再说一点细节上的问题。因为我是学中国古代哲学的，在参与对世界的命名，或者是表述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新兴词汇都是建立在重新发掘古汉语上的。古汉语中的单字或者词常常是对应着多个义项的，而对它们的使用会产生过滤效果，很多词语原本拥有的义项就在流变中被遮蔽掉了，而我觉得在新的命名中，也可以对那些被过滤掉的可能义项进行一些探索重建。
苏丰雷：替我走向未来
在我写作的过程中，从大学到某一个时刻，我特别喜欢“艺术家”这个称呼，常用“青年艺术家”自称。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对“知识分子”很感兴趣，在写作中渴望将人文关怀以及比较宏大的思考带入进来。
经过几天的讨论，对八位青年诗人似也可用这两个词汇进行概括。尽管每位诗人都会特别注意考虑诗歌的语言和形式，但一些诗人更加注重“艺术家”方向上的探索，另一些诗人更为关注“知识分子”方向上的关怀。在我看来，当我们使用“艺术家”这个称谓时，我们其实是在强调文本的“手艺”，当我们使用“知识分子”這个称谓时，我们则是在强调文本的“品质”。作为艺术家，“手艺”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作为知识分子，品质的发展也是没有止境的。目前这八位诗人这样的分野，似标示着在目前这个写作阶段精力的分配：文本上不同指向上的完成度，跟每个人的文学修养有关，也和知识储备、身份、天赋有关，但都奠定了发展的基础，使得未来的写作充满可能性。
我相信“艺术家”、“知识分子”将在某一个时刻辉煌叠合。因为一个大诗人或大作家，肯定是一个技艺极为高超的艺术家，同时他也是一个大知识分子。我个人认领了这样一条写作道路，不论能不能达到目标，首先，它能让人充满激情地写作，写作本身变得有意思。
我和我的诗之间是互相投映的关系，诗相当于我的替身。我比我的诗更有可能性，因为我是向未知生长的;我的诗比我更为纯粹，因而它时时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们相互给予，相互扶持，“我决意前行，但没有/超过/我坟墓的疆界。”而我的文本却可能替我走向未来。我会将日常生活的经验、感受移位到我的诗中。同时，内心的一些特别的感受，我也会捕捉到我的诗中。我很喜欢XXX诗人周梦蝶的一句话“无内之内与无外之外同大”，我的写作一方面朝外，一方面朝内。朝外的面向是我常规性的写作，朝内的面向我更加看重。
阿赫玛托娃说过：“诗人是这样一种人——你既不能给予他什么，也不能从他们那儿夺走什么。”我的问题意识非常传统：人本身的危机。我发现当下，大量的人的主体性建构没有完成，精神的完整在相当一部分人那里是匮缺的，我很有动力在这方面展开一些工作。
在今天只要我们想，就能接触到方方面面的知识，比如宗教方面。精神建构不能不包括宗教的维度。这涉及到如何理解宗教，它的原始形式，如何在当下用更简洁的方式理解宗教，更科学地认识神秘主义。文艺复兴以来，神秘主义一直被科学所排斥、打压，神秘主义的缺失，启蒙运动意义上的理性至上酿成了大量的灾难。我们需要神秘主义某种形式的回返，以及建构现代的信仰方式。在我看来，诗是捕捉神秘主义的最好方式。这也让我的这部分写作充满了实验性、探索性，尽管它们的诗体并不是实验诗的面貌，而是运用了非常多的传统叙事成分。
李海鹏：“抵达一种切近”
首先，我们几个年轻诗人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我强烈感觉到了大家互相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来自于每个人自身的写作禀赋和可能性，另一方面，每个人也不同程度置身于各自所属的传统中，每个人都代表着新诗不同的面向、背负着不同的幽灵。因此，大家在一起碰撞，这个感觉是非常重要的。大家之间的碰撞，很大程度上是新诗不同可能性之间的碰撞，这种差异性作为一种必要性，或者可能性作为一种必要性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很强烈地感觉到大家还是存在着整合的可能，存在着彼此之间“抵达一种切近”的可能，而且这在我看来代表了未来的必然性。新生的事物在不同的地方诞生，虽然相隔很远，但是随着他们的成长，必然会相遇，会聚集在一起，会指向必要的整合。
第二，当代性的问题。当代性固然是对现代性的延续，但另一方面也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克服。当代性并不是对现代性的否定和颠覆，而是在现代性充分实现基础上的超越。由当代性而来的历史感非常重要，我觉得历史感比历史更重要。如果说当代性是对现代性的延续和克服，那么历史感便是对历史的延续和克服。对诗歌写作来说，介入当下历史，未必意味着我们将当下历史图景真实呈现。按照后现代史学的理论讲，历史真实是不可以被还原的，存在的只是一种对于历史真实的叙述，但是历史感是可以被实现的，真实而完整的历史感的传达，要比努力去还原那不可被还原的历史真实更为契合当代新诗对于时间的诉求。因此，我看重历史感胜过历史。
第三，诗的形式自觉与伦理自觉的问题。八十年代以来的新诗重新接续了新诗现代主义的传统，对这一传统的返回，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形式自觉。这种形式自觉，如今已经很大程度上被普遍化和本质化，在认识装置上沦为一个与时代伦理的转变和演化无关的存在。很多前辈和同辈的批评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比如他们之中一些极富洞见者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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