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是我国古代无数寒门书生金榜题名改变命运的生动写照。科举制度自隋唐时期开始，实行了1300多年，将读书考试同入仕为官紧密联系在一起，破除了世家大族的特权垄断，打开了下层精英参与政治的通道，对我国古代封建制度的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同时期，欧洲各国在官员选用上，或实行贵族世袭制、君主恩赐制，或实行个人赡徇制、政党分肥制，容易带来阶层固化和权力垄断等流弊。科举制度传播到欧洲，18世纪后备受西方国家的青睐赞赏，继而被效仿借鉴，成为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直接来源。曾旅居中国的英国人格尔斯惊叹道，科举制度是一项伟大的制度发明，可以与中国古代造纸术、指南针、火药的发明相媲美。
“天下将兴，其积必有源。”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孕育并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治理的丰富思想。公元前1000多年形成的周礼、周制，“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有效保证了周朝800年的“国祚绵长”;从春秋战国到秦朝统一，历经几百年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封建制度，在皇权继承、中央集权、官吏、礼教、土地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制度体系，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进程。“百代都行秦政法”。
“知所从来，思所将往。”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构建，都离不开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土壤。走向历史的深处，今天的很多制度都可以找到渊源。
比如，“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一统观念。自秦汉以后，我国形成了“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局面，无论王朝如何更替，国家治理的基本框架得以延续下来，成为一种“超稳定结构”。就拿文字来说，从秦朝的“车同轨、书同文”开始，几千年来天南地北的中国人虽然口音差别很大，但文字是相通的，这成为维护国家统一、增进民族认同的文化纽带和心理基础。即便是处于战乱纷争、政权割据时期，“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也成为时人对国家统一最强烈的表达。
比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在我国古代，黎民百姓是统治阶级的衣食来源，是支撑国家运行的根本基础。同时，统治者也从历次农民起义中看到民众的力量，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自古就有“民贵君轻”“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治国理念。
比如，“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礼教制度。古人把“礼义廉耻”作为国之四维，嵌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管子》提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句话强调的是，“礼义廉耻”对于国家存续和发展至关重要。隋唐以后，历朝历代都设有礼部，专门掌管国家典章法度、祭祀活动和科举取士等事务，对于维护封建礼法、稳定世道人心发挥了重要作用。
比如，“代天巡狩、整肃纲纪”的巡察体系。早在西周时期，就设立了官职“方伯”，对各诸侯进行巡视监察;汉武帝时期，创设了刺史制度，对地方郡县进行监督和控制;隋唐以后，专设监察御史，掌管监察百官、巡视郡县等事务;明清时期，八府巡按的主要职责就是巡视各省、考核吏治。我国封建社会巡察制度是比较成熟完备的，巡察官员权威极大，“御史出巡，地动山摇”“八府巡按，手捧尚方宝剑，八面威风”。众所周知的狄仁杰、包拯、海瑞等御史清官铁面无私、惩恶扬善，他们的故事传说传说传说传说至今传为美谈。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在绵延不绝的中华历史中，古人以其智慧创造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政治资源，为今天完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镜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重大经济制度创新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二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把这三项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的新概括。这一新概括，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充分彰显了三方面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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