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健全意识形态领域舆情信息汇集和分析机制，及时掌握社会舆情动态，及时发现和处理倾向性，苗头性问题。
建立和完善信息通报和信息协调制度，及时向理论，新闻，出版，文艺界通报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情况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
建立和完善内部管理和监督制度，包括奖优惩劣，新闻阅评，新闻例会，理论例会等制度。
加强阵地建设。认真落实国务院及各级政府关于宣传文化事业发展的经济政策，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拓宽融资渠道，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理论研究，人才培养，精品创作，事业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
坚持守土有责，切实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重要领域和重要环节的领导和管理。
我国意识形态面临哪些风险：
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各种社会思潮影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认同。
苏东剧变削弱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仰。
发展主题与现代化目标淡化了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
多元价值取向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
信息网络化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形成挑战。
一是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二是各种社会思潮影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认同
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其指导地位的确立是历史和中国人民的选择。在思想领域，争锋，较量从来不会消失。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各种社会思潮竞相登场，既有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也有主张改良，倡导民主，自由的民主社会主义，更有借歪曲，诋毁党的历史和领袖人物虚化中国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与此同时，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攻势也向多样化，深层次拓展。他们不再限于兜售西方的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生活价值观，而是向政治，哲学价值观发展。布热津斯基攻击共产主义学说的“大简化理论”，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公然挑战。这些社会思潮极具迷惑性，试图通过系统化的理论和貌似客观的历史事实，赢得人们的信服和认同，从而动摇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时下正在热议的“中国模式”，一定意义上是继“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之后的另一种理论陷阱，是西方敌对势力“棒杀”中国的意图落空后推出的“捧杀”阴谋。种种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因其系统性，理论性，容易让人们陷入某种理论误区，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质疑，动摇甚至背弃，因此，必须提高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说服力和解释力，这是固守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内生力量
三是苏东剧变削弱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仰
1991年，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的镰刀斧头旗落下，标志着存在70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大国不复存在。随后，社会主义阵营迅速瓦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苏东剧变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外因，也有苏联腐化变质的内因;既有苏联实行僵化社会主义的体制性因素，也有意识形态领域混乱的思想性因素……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终归是由于苏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没有真正地坚持社会主义。世界各国对国际共运史上的这一重大事件反映不同，评价不一。一时，各种思想汇聚同一事件，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复杂。有人抛出“历史终结论”，宣称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有人对社会主义前途悲观绝望;还有人将社会主义实践的挫折和失误归罪于马克思主义，认为苏东剧变是社会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过时。在我国也出现了否定马克思主义，放弃社会主义的论调，导致主流意识形态信仰的弱化，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挑战
四是发展主题与现代化目标淡化了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
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任何国家都希望在全球化条件下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抢占发展先机。富国强民，实现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最迫切的目标。这一目标的确立必然使一些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关注提升国家综合国力，关注能源资源的新开发，关注科技人才的新发展，而少有关注传统具有鲜明阶级性的意识形态问题。共同的发展主题和对现代化的追求，将人类纳入一个同质发展的轨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日益淡化。但实际上，现代化作为源发于西方而逐渐向世界扩展的人类历史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其本身便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披上普遍性外衣的现代化理论，旨在向“欠发达国家”许诺：只要按照美国的现代化模式发展，就能摆脱落后和愚昧，实现民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从而摆脱马克思共产主义革命范式的影响，对“欠发达”世界由于非殖民化而释放出来的新的，具有潜在危险性的力量进行疏导和控制。与此同时，将这些“欠发达”世界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便于进行资本剥削。因而，在我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性，避免陷入“发展的幻象”之中
五是多元价值取向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由此带来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观念中既包含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积极因素，也包含逐利，拜金等消极因素。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多种所有制的并存，阶级阶层的变化和利益的分化导致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人们关心和维护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利益，关注和重视个体的利益和感受，并以此作为价值评判尺度，好坏优劣皆依主体自身加以判断。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多元不可避免。另外，在开放的现代社会，中西方文化交流和融合不断向纵深拓展，各种文化思潮涌入我国，客观上也为多元价值取向的滋生提供了思想土壤。文化价值观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流价值观的主导作用，使主流意识形态遭遇冲击和淡化
六是信息网络化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形成挑战。
与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不同，网络传播具有自由性，快捷性，交互性，开放性，海量性等特点。借助互联网这一新技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获得了新的技术载体，新的传播渠道和新的言论空间，有助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吸引力和凝聚力。但同时，信息网络化也严峻考验着我国意识形态的控制力。网络意识形态具有非对称性和强大的渗透性，西方发达的网络技术手段和强势的文化输出对我国意识形态的传播和防御能力构成很大挑战。此外，网络的开放性，多元性和交互性，一方面为人们提供了获取信息和言论表达的新途径，网络一定程度上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疏导社会不良情绪的减压阀;另一方面，开放，多元，交互的信息传播方式加大了我国意识形态的控制难度，人们在海量的信息面前也可能不再被动接受主导媒体的灌输和教育，不再简单追随主流意识形态，导致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弱化。我们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凝聚力，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对网络文化的控制力和引导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从维护总体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和全局视野，深刻分析了需要着力防范化解的各领域重大风险，对领导干部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升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防范化解能力，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维护我国政治安全的重要举措。
1.提升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防范化解能力，关乎国家安全
近年来，受网络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式发展的影响，全球经济社会进入被互联网全面深度“渗透”的新阶段。据报道，截至20**年末，全球互联网用户规模已达41亿，互联网用户日均上网时长接近7小时。数据显示，我国以超8亿的网民规模和高达近60%的互联网普及率强势“领跑”全球。互联网在渗透式影响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深刻改变全球传播秩序和国际舆论格局。在这个全球互联、技术赋能的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传统现实场域向网络虚拟场域的延伸，“线下战”与“线上战”的交织，“明争”向“暗斗”的转向，阶段化斗争向常态化斗争的转变……当前，互联网已成为世界各国竞相抢占的意识形态主战场，较之传统意识形态领域，安全风险发生的概率更大、能级更高。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因此，要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战略高度来审视提升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防范化解能力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2.提升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防范化解能力，重在科学预判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在“防”，要强化“治未病”的预防意识，加强对重大风险发生的及时预判。加强风险预判，首要在提高政治站位，时刻绷紧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事关总体国家安全这根弦不放松，始终保持意识形态无小事的警惕心和警觉性，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守好网络空间主阵地。其次，要在提高前瞻性和预测力上下功夫，做到观大局、察大势，耳聪目明、心若明镜，准确把握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风险发生的规律和特点，并紧跟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前沿，持续加大对网络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充分运用先进技术手段提升洞察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风险的及时性、精准性，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行动。最后，还要加强科学研判，确保对网络意识形态领域潜在性、苗头性的风险有防范的先手，一经发现风险，即能够对其性质、特点、影响范围、危害程度等及时把脉、科学诊断、因“险”施“诊”，切实控制风险的发生频次和影响范围，努力将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和早期阶段。
3.提升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防范化解能力，重在有效治理
当前，互联网无疑是海量信息的第一集聚地和分发地，网民人数的持续攀升和网民群体结构的多样化也意味着网络空间还汇集着海量多元的民意。较之于传统舆论场，网络舆论场中的意识形态斗争形势更加纷繁复杂，更加暗流涌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防控难度更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因此，在严把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预判关口、力求防患于未然的同时，还要做到有备无患，加强应对，切实提高风险处置力。具体来说，一是要做到分而治之。面对网络意识形态领域多发、复杂的风险，要能够拨云见日、化繁为简，根据内容、性质、特点、影响等因素对网络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风险进行分类分级，找准引发风险的核心问题，再先后和分别采取有针对性、切中要害的处置措施。要注意合理区分境内外敌对势力挑衅攻击、错误社会思潮影响、民生问题和社会事件泛政治化等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根源，有的放矢地破解难题，并在风险处置过程中切实避免简单问题复杂化、原则问题简单化。二是要做到依法治之。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也指出，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进依法治网。防范化解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是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在风险处置的过程中必须牢固树立法治思维，坚持“管得住是硬道理”的工作理念和依法依规管网治网的工作原则，一方面要着力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法律法规，加强总体指导;另一方面要针对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防控研究出台更加专门化、细化和更加具有操作性的治理方案，切实提高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违法违规“成本”，探索建立多部门联动监管、联合执法等工作机制，加大惩治力度，以更好发挥直击要害的威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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