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代理制度的近代发展法理、习惯与审判 代理制度在民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代理制度的价值，在于其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提高市场主体的交易能力，丰富其交易手段和延展其交易范围。社会专业化分工的发展使单个市场交易主体无论是在专业技能、信息占有度还是时间分配上，都无法应付日趋复杂的经济活动。市场交易主体适当的选任代理人代替其进行具体交易，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代理制度正是在这种情形下逐步发展起来。
为收回治外法权，推动社会制度变革，实现救亡图存之目的，自晚清变法修律开始，中国近代的法学先驱们开始了不懈的努力。一方面，晚清政府、社会知识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都对收回治外法权抱有很大期望，并希望以收回治外法权为契机仿照西方国家法律体系来构建本国法律。另一方面，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开始有了较快发展，商品经济需要有与之对应的法律制度和规范，传统的法制已经不能适应越来越多的交易需求。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法律尤其是民商事法律的变革。代理制度在近代的发展是我国民法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清民律草案》中对代理制度的规定基本仿照《德国民法典》相关内容。
考察民事代理制度在我国近代的发展，除了《大清民律草案》中相关法律条文外，民初大理院所做的判决尤为重要。此外，当时法学家的学说反映了法学精英们从学理上对于代理制度的研究，对于探析代理制度在中国近代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除成文立法、大理院判例和法学家学说之外，探寻代理制度在近代的发展还应关注的就是习惯。因此，本文对代理制度在近代的发展主要从立法、大理院判例、法学学说和习惯等几个方面展开分析。
在立法方面，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对于代理制度的规定有很大的区别。在代理权的来源、代理与委任的关系以及代理的分类方面，两大法系由于传统的不同而存在着诸多差异。《大清民律草案》基本以大陆法系尤其是《德国民法典》为参照构建代理制度。在司法方面，大理院通过对不同法源的甄别、适用进而形成若干关于代理制度的判例。尽管民国政府成立伊始即宣布不承认《大清民律草案》
的效力，但是在民初司法实际运行中由于制定法缺乏，各地民商事习惯又未被系统的整理出来，大理院实际上处于无法可用的境地。法律的缺乏给大理院的审判带来了困难，但也给其提供了大有作为的契机。大理院在审判中不能直接援用《大清民律草案》，而是将其作为条理加以参考。大理院充分运用各种制定法、《大清法律草案》、民商事习惯等，形成了一系列关于代理制度的一般规则，并用这些规则指导后来的审判。藉由这些判例，大理院实际上充当起了立法者的角色，大体上构建了民初的代理制度。在大理院构建代理制度的过程中，自然也存在一些缺失，其通过判例要旨的方式形成代理制度的一般规则，无法做到像制定法那样逻辑严谨、内容全面。大理院的法官以判例要旨的方式将审判理由加以精炼，不同的个案所形成的判例要旨之间存在重复规定，而在有的方面却又集体缺失。此外，司法的被动性也决定了大理院无法在整体上遵从法律逻辑从而构建体例严整的代理制度。
代理制度是民法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是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无论是在德国、法国等大陆法系代表性国家，还是英国、美国等英美法系国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猛发展，使处于社会经济中的个体急需扩张和补充民事能力，延伸其意志。随着社会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单个市场交易主体无论是在专业技能、信息占有度还是时间分配上，都无法应付日趋复杂的经济活动。
“法律上的代理制度正是随着社会实践的需要逐渐地确立和发展的。在现代社会，几乎每个人都要为他人做事，同时也需要他人提供各种服务。因此代理关系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尤其是在服务和商业领域，更是以为他人服务的各种中间人为主体的。法律无疑应该反映现实，提供便利人们交易的规则和相应的法律保护机制。”一个交易的完成，从初期的信息搜集，到交易对象的初步确定，再到交易的谈判以及最终交易的达成，实际上是一个信息交换与商品交换的双重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单纯的商品交易成本以及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辅助性成本构成了总交易成本，由于上述原因所限，市场交易主体如果对于每一宗交易都亲力为之，则不可避免的会造成交易成本不必要的上升。如果市场交易主体适当的选任代理人代替其完成具体交易，则可能会有效降低总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代理制度正是在这种情形下逐步发展起来。
代理制度在近代的发展是我国民法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的传统法制中，重刑轻民的传统使得民事法律相对落后。传统的农业经济下商品交易规模一直无法形成重大突破，从而建立起像西方商品社会那样比较成熟的一套市场交易规则，进而推动相关民法理论和规则的发展。中国的民法近代化是一种被动的选择与继受。一方面，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迫使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天朝上国”的梦想破灭，随着洋务运动的失败和甲午中日战争中国的惨败，社会精英们把救亡图存的着力点从单纯的器物引进转变到制度上的引进与革新。另一方面，年鸦片战争后，海禁被迫开放。随着通商口岸的不断放开，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商贸往来迅速增加，双方贸易中的摩擦不断出现，导致贸易摩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当时落后的民商事法律无法适应近代商品经济的需要。为了减少贸易中出现的争端，维护自己利益，唯有仿照西方，建立全新的法律体系。与此同时，无论是清政府还是社会知识精英阶层，抑或是普通大众，都对收回治外法权抱有很大的期望。统治阶层以及知识阶层都认为，治外法权之所以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法制的落后，西方列强无法相信中国的法制水平，因此才要求保留治外法权。如果仿照西方的法制来进行法律革新，建立一套全新的法律制度，就会成为一个收回治外法权的绝佳的契机。这种理念对当时法律的引进尝试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此外，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需求来看，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开始有了较快发展，商品经济需要有与之对应的法律制度和规范，传统的法制已经不能适应越来越多的交易需求，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法律尤其是民商事法律的变革。
相对于刑事法律来说，中国的传统民事法律更为落后，因此，也更倾向于整体的引进。从《大清民律草案》到《民国民律草案》，再到《中华民国民法》，都有相当的内容几乎为原封不动的引进。究其原因，民事法律的落后造成在近代民商事纠纷中往往出现“无法可用”尴尬，相对于传统的刑律，民事法律是一片更大的空白。为了尽快适应近代经济的发展，与西方列强的法律制度对接，无疑会更倾向于采用直接引进的做法。此外，与刑律相比，民事法律尤其是涉及到近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民商事法律条文，一般并不会与传统的封建伦常发生根本性的冲突，这样对其引进所遭遇的来自于保守派的阻力会相对小一些。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大清民律草案》中，大量的法律条文直接来自于日本以及德国的法律。
《大清民律草案》作为一次法律变革的尝试，在其颁布不久，清政府即告覆亡，其实际效果并没有得到展现。
考察民事代理制度在我国近代的发展，除了《大清民律草案》中相关法律条文外，民初大理院所做出的判决尤为重要。大理院的判决例不仅直接从司法层面上反映了代理制度在当时的理论构造和运行效果，而且大理院的判决例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法律渊源。XXX学者黄源盛认为，对于大理院判例既不能否定其法源价值，又不能完全将其类同于英美法系中的判例法。“大理院判例的性质，从理论上言，宜属‘条理’;而从实际上看，它具有创新规范、阐释法律及漏洞补充等功能，可以说，‘实际上创例视同立法’。换言之，它具有‘裁判的准立法机能’，或可以说有‘司法兼营立法’的功能倾向，但犹不能说它就是完全等同于英美法系的判例法性质”。此外，当时法学家的学说反映了法学精英们从学理上对于代理制度的研究，对于探析代理制度在中国近代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除成文立法、大理院判例和法学家学说之外，探寻代理制度在近代的发展还应关注的就是习惯。民事习惯在民间历来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我国民事立法向来匮乏，习惯更是在民间纠纷解决中发挥着重要的实际作用。晚清以来，对于代理制度等民事法律制度采取的基本都是整体引进的做法，这种“革命式”的立法方式无疑使法律制度在司法运行中产生适应性问题，习惯或多或少会对司法审判产生影响。更何况，虽然近代的民事法律制度创制基本采取借鉴西方法律的做法，但是对于习惯仍然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一方面，立法者们注意使引进的法律与具有典型意义的习惯相融合。另一方面，一些法律条文正是从习惯改造而来。
因此，对于我国近代代理制度的研究，本文拟从成文立法、大理院判例、法学学说和习惯等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目录：1、企业所得税概述
2、计税依据概述
3、计算应纳税额根据的标准
4、税率概述
5、记税方法
(1)查账征收方式下应纳税额的计算
(2)核定征收方式下应纳税额的计算
6、税收筹划概述
7、合理避税的方法
8、税收筹划最经典的表述
内容摘要：1994年，我国实施了分税制改革。新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为33%。这个税率对我国大中型企业和效益好的企业是比较合适的，但对规模较小的企业来说，税收负担水平与原实际税负相比有所上升。为了照顾小型企业的实际困难，也参照世界上一些国家对小企业采用较低税率征税的优惠照顾办法，税法规定，对年应税所得额在3万元以下(含3万元)的企业，按18%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税所得额超过3万元至10万元(含10万元)的企业，按27%的税率征税， 另外，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在20**年至20**年期间，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正确理解税收筹划，做到合理避税。
内容：企业所得税是对各类内资企业和组织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征收的一种税。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是1993年12月13日由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从1994年1月1日起实行的。
企业所得税的征税对象为来源于中国境内的从事物质生产、交通运输、商品流通、劳务服务和其他营利事业取得的所得，以及取得的股息、利息、租金、转让资产收益、特许权使用费和营业外收益等所得。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为中国境内实行独立经济核算的各类内资企业或组织。具体包括国有、集体、私营、股份制、联营企业和其他组织。
企业所得税的计税依据为应纳税所得额，即纳税人每一纳税年度内的收入总额减除准予扣除的成本、费用、税金和损失等项目后的余额。
计算应纳税额根据的标准，即根据什么来计算纳税人应缴纳的税额。计税依据与征税对象虽然同样是反映征税的客体，但两者要解决的问题不相同。征税对象解决对什么征税的问题，计税依据则是确定了征税对象之后，解决如何计量的向题。有些税种的征税对象和计税依据是一致的，如各种所得税，征税对象和计税依据都是应税所得额。但是有些税种则不一致，如消费税，征税对象是应税消费品，计税依据则是消费品的销售收入。再如，农业税的征税对象是农业总收入，计税依据是税务机关核定的常年应税产量。计税依据分为从价计征和从量计征两种类型，从价计征的税收，以征税对象的自然数量与单位价格的乘积作为计税依据;从量计征的税收，以征税对象的自然实物量作为计税依据，该项实物量以税法规定的计量标准(重量、体积、面积等)计算。
下列项目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
1.资本性支出。
2.无形资产受让、开发支出。
3.违法经营的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
4.各项税收滞纳金、罚款和罚金。
5.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损失有赔偿的部分。
6.各类捐赠超过扣除标准的部分。
7.各种非广告性质的赞助支出。
8.与取得收入无关的其他各项支出。
税率:企业所得税实行33%的比例税率。同时，对小型企业实行二档优惠税率。即：全年应纳税所得额3万元以下的，税率18%; 3万元至10万元的，税率为27%; 10万元以上的，税率为33%.
计税方法:企业所得税有查账征收和核定征收两种征收方式。
1、查账征收方式下应纳税额的计算：
(1)季度预缴税额的计算
依照税法规定，企业分月(季)预缴所得税时，应当按季度的实际利润计算应纳税额预缴; 按季度实际利润额计算应纳税额预缴有困难的，可以按上一年度应纳税所得额的1/4 计算应纳税额预缴或者经主管国税机关认可的其他方法(如按年度计划利润额)计算应纳税额预缴。计算公式为：
季度预缴企业所得税税额=月(季)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或者
季度预缴企业所得税税额=上一年度应纳税所得额×1/12(或1/4)× 适用税率
(2)年度所得税额的计算
年度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和地方所得税都应当在分月(季)度预缴的基础上，于年度终了后进行清算，多退少补。其税额的计算公式为：
全年应纳企业所得税额=全年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
汇算清缴应补(退)企业所得税税额=全年应纳企业所得税额-月(季)已预缴企业所得税税额
(3)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
税法规定，应纳税所得额的基本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总额-准予扣除项目金额
在所得税的实际征管工作及企业的纳税申报中，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一般是以企业的会计利润总额为基础，通过纳税调整来确定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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